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1 / 2）
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
又问了五个孩子，三个什么都不说，还有两个也说没睡好，但不愿告诉我原因。全校学生都没睡好，这也太奇怪了。
见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回了学校食堂。周庸和校长还在聊，我坐过去插了一句：“刚才上厕所，听几个孩子聊天说晚上没睡好，是学校办什么活动了吗？”
校长喝了一口羊汤，否认了：“晚上自己在寝室闹了吧，没睡好。”
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开车出了校门。在路口时，我让周庸停车。
他把车停下：“徐哥，刚才你给我使眼色，让我拖住校长，是想干吗？”我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说这里的学生不太对劲，我想调查一下原因。
周庸点点头：“好的，咱从哪儿开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卖部，说先去买包烟。周庸从储物盒里拿出一条烟，说道：“甭买了，我这儿还有。”
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
按照我的经验，学校附近的台球厅，一般都是校园里“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学校规则的人，学校下了封口令，从他们口中套话，会比从普通学生那里询问信息容易很多。
我和周庸从菜馆进去，在侧面下了楼梯，进入台球厅。
这个台球厅很暗，充满了烟味，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刺鼻的廉价烟味加上不见光造成的腐朽潮湿味让我有点想吐。台球厅里只有三张台球桌，但却挤了几十个人，有三个成年人，但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
台球厅的东南角有一个吧台，吧台里面的酒水单上写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酒水。上面最贵的酒叫“-情若能控℃”，十九元。几个校服上画着画的少男少女点了酒，围在吧台处大声地谈笑，十句里有八句都带脏字。围着台球桌的男孩儿们，基本都人手一根烟，击球的时候叼住烟、眯着眼。
那三个成年人很有“大哥”风范。他们霸占着最里侧那台相对新一些的台球桌，搂着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几个男孩围在旁边，在他们入洞的时候不停地叫好鼓掌。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
又问了五个孩子，三个什么都不说，还有两个也说没睡好，但不愿告诉我原因。全校学生都没睡好，这也太奇怪了。
见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回了学校食堂。周庸和校长还在聊，我坐过去插了一句：“刚才上厕所，听几个孩子聊天说晚上没睡好，是学校办什么活动了吗？”
校长喝了一口羊汤，否认了：“晚上自己在寝室闹了吧，没睡好。”
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开车出了校门。在路口时，我让周庸停车。
他把车停下：“徐哥，刚才你给我使眼色，让我拖住校长，是想干吗？”我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说这里的学生不太对劲，我想调查一下原因。
周庸点点头：“好的，咱从哪儿开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卖部，说先去买包烟。周庸从储物盒里拿出一条烟，说道：“甭买了，我这儿还有。”
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
按照我的经验，学校附近的台球厅，一般都是校园里“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学校规则的人，学校下了封口令，从他们口中套话，会比从普通学生那里询问信息容易很多。
我和周庸从菜馆进去，在侧面下了楼梯，进入台球厅。
这个台球厅很暗，充满了烟味，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刺鼻的廉价烟味加上不见光造成的腐朽潮湿味让我有点想吐。台球厅里只有三张台球桌，但却挤了几十个人，有三个成年人，但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
台球厅的东南角有一个吧台，吧台里面的酒水单上写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酒水。上面最贵的酒叫“-情若能控℃”，十九元。几个校服上画着画的少男少女点了酒，围在吧台处大声地谈笑，十句里有八句都带脏字。围着台球桌的男孩儿们，基本都人手一根烟，击球的时候叼住烟、眯着眼。
那三个成年人很有“大哥”风范。他们霸占着最里侧那台相对新一些的台球桌，搂着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几个男孩围在旁边，在他们入洞的时候不停地叫好鼓掌。